当垃圾分类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广，走向常态化，一些在试点中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就不一定适用了，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此起彼伏的干扰下，垃圾分类“运动式”的推进，受到严重挑战，相关垃圾分类的项目的资金、资源不足，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缓慢。政府、产业界以及民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也进入一个理性的阶段。

沉静下来细想，垃圾分类的本质就是减少资源消耗，同时将已产生垃圾中的有用东西循环利用起来，包括厨余垃圾中的有机质和可回收物中高值可利用的东西。减少资源消耗，就是垃圾的源头减量，需要从教育入手，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育，形成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；资源循环利用主要是产业的事，前端对生产、流通企业进行资源消耗的约束，后端按市场化运作，循序渐进水到渠成。所以确定合理的质量目标，让老百姓能做到，财力和资源可支撑，才能保证良性循环，取得预期的效果。

　　二、社会治理的化“繁”为“简”

　　垃圾分类包括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运、分类处理，其中垃圾分类属于社会治理范畴、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属于产业治理范畴。2017年，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惊艳了中国，全国纷纷效仿，各地出台了许多政策、措施。在垃圾分类环节，有分十几类的，有分8、9类的，也有分5、6类的，特别是对湿垃圾上海精细到了极致，很多城市学不来，也闹了不小笑话；在投放环节，“三定一督”，厨余垃圾必须破袋，不能有其他垃圾混入，让老百姓不胜其繁，抵触情绪大。

这些“繁”其实是为了产业治理的“简”，前端分类质量高，后端处理的设施运行好，故障少。但是由老百姓承担的前端“繁”，是免费的，没有收益，后端的“简”是企业行为，是有政府付费和收益的。所以前端投放的“繁”如果超出了老百姓的“方便”尺度，自然会抵触，如果没有督导员的桶边督导，其实行效果必然“前恭后倨”。
 
　　在中国老百姓家庭的厨房里，垃圾桶里大部分是厨余垃圾，混入少量的纸张、塑料等在所难免，如果非要追求分类的“纯度”，就得长期实行桶边督导和督导员二次分拣，社会成本高。还有一个“小”问题，厨余垃圾投放时，现在要求破袋投放，塑料袋放入其他垃圾桶，旁边又没有洗手设施，老百姓觉得非常不便。如果我们后端的处理技术能够让老百姓无需破袋，他们就会觉得分类投放没什么不方便，那么支持垃圾分类的意愿就会自然持续。没有了上面的问题，定时和督导也可以从简，即方便了百姓，又可以减少政府前端垃圾分类的支出。
 
　　三、产业治理的化“繁”为“简”
 
　　产业治理“化繁为简”，有三个方法可以实施。
 
　　一是收处园区化。包括三级园区化：中转站园区化、分拣中心园区化和协同处置园区化。中转站园区化：社区为单位，利用原来的其他垃圾中转站，增设有害垃圾暂存空间和厨余垃圾暂存或小型厨余垃圾处理一体机；分拣中心园区化，是指以区、县为单位，利用大型中转站或新批一处用地；协同处置园区化，以市为单位的静脉产业环卫园，功能包括垃圾焚烧(填埋)、餐厨垃圾、市政污泥、园林垃圾、医疗废弃物、病死畜禽、粪污、炉渣处理等。

二是技术包容化。开发使用包容性的工艺，使处理设备能够吃“粗粮”。因为前端分类的容错性，导致物料成分有杂质，按照传统思路，成分复杂的物料需要多级预处理来保证处理设备吃“精料”。

三是残渣兜底化。生活垃圾首先是垃圾，兼有资源属性，通过垃圾分类的相关处理后，仍有一些低值的物料不能彻底利用，比如可回收物中的陈腐纺织物、泡沫箱、无法利用的玻璃瓶等，厨余垃圾预处理产生的残渣和沼渣等、有害垃圾处理后的炉渣等，这些东西要么没有消纳渠道，要么再利用的成本极高，所以必须找到最简单、成本最低的方式处置，焚烧是最好的办法。

我国目前的垃圾分类处理还是以焚烧为主，处理规模占到生活垃圾将近60%，填埋只在垃圾规模不足300吨/日的县市存在。焚烧专门针对混合垃圾，无论干垃圾、湿垃圾都可一烧了之，减量化效果好，还能变成可再生能源，作为兜底性处理设施是非常必要的。

 
　　我国当前实施垃圾分类，同时推动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分类和无废并不是说要不计成本的把垃圾全部资源化，而是在无害化的基础上，在综合成本可承受的情况下将垃圾中的资源按照3R原则进行循环利用，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持续平衡和发展。